但尽管如此，进行说教的这些既没武勇也没门第的男人遭受如此对待，是常有的。

这种情况在南宋开始发生改变，正如陆游在《岁暮感怀诗》里透露出的一些信息，他说到往者祖宗都能做到"风俗极粹美"，可是又暗指北宋"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12]）内藤湖南更是建立了独特的"唐宋时代观"，主张唐代仍是贵族时代和贵族政治，注重郡望，到宋朝则替代以君主独裁制度。

（[14]）从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信息，那就是汉初疆域统治范围是按经义，主要是当时的地理书《尚书•禹贡》的方圆规定设计的。如民间祭祀先祖的祠堂就是朱熹发明的，在此之前，祠堂一般专指神祠，是祭神的地点，朱熹开始倡导在居室之中设灵堂，奉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宋以后又逐渐形成居堂之外的"专祠"。其实我个人认为，"儒学"最具创意的部分恰恰是其对政治行为的理解、诠释与运用。同时又通过尊崇这些乡绅所具有的文化品格和学问内涵，具体说是"道学"的特质，使得地方社会的先贤偶像具有了超越某一区域之界线的象征意义。刘氏的看法与强调儒家价值具有普遍和超越意义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

湛若水更有在广东沙堤实验乡约的举动。因此，儒者的身份开始从"方士"中分离出来，逐渐被赋予新的角色。[内容摘要] 如何面对现代自由是当代儒学无法回避的一项思想课题，自由儒学就是笔者为此而提出的一种儒家哲学建构，其意旨在于克服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紧张，同时避免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端，为发展现代自由开辟更稳健的道路。

据此便可更进一步说，所谓公共权力根本上就是个体权利在公共领域的延伸和汇聚，其所有者还是每一个个体，而且也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彻底地体现个体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和地位。《荀子·君子》也指出：自，犹己也。[18] 二、自由问题的实质：主体性问题 由上可见，自由是与被束缚、受支配、受摆布相对立的状态，这无疑是对某种被动者、受动者的存在状态的否定。[30]（德）J·皮柏：《现代世界中的哲学思考》，江日新译，见孙志文主编：《人与哲学》，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第31页。

2、自由与权力（1）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包括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等）（2）权力的主体（3）权力的合法性（包括权力来源合法性与权力行使合法性）及其边界问题 3、现代政治制度的建构（1）现代政治体制的类型及其分析评判（2）基于自由儒学的制度建构方案（包括儒家的民主共和政体与分权制衡原则等）（3）儒家契约观念：制度建构的工具性观念（包括诚-义（正义）-知（理智）-信等基本环节）。[5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离娄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7页。

[36]当代反对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其实也说着柏拉图的语言（即也是形而上学）。[25]其实，这三种意义上的主体实质都表达了形而上学的实体概念的意义，即作为一切属性的承担者，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亚里士多德语）。总之，自就是指代个体、自我。因此，自由儒学将直接面对自由问题本身,也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思考，通过厘清自由概念的儒家话语，追溯自由的存在本源（本源自由），由此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进而建构起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要知道，当前西方自由主义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不是仅靠调整具体的政治主张或政治制度就可以得到根本解决的，这意味着进一步发展现代自由不仅要检讨西方自由主义学说，而且也必须检讨西方近现代的本体论思想。[26]概念是与具体的词语相结合的观念。因为传统形上学通常是以先验主义的立场将本体观念理解为不证自明的原初给予观念，在这种解释之下，本源性的问题就被自然地遗漏了。（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现象学和认识论研究》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二是地位低下、次级、附属等等。[12][清]严复：《严复集》第一册，王栻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50-51页

在开幕式上，举行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书《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学术研讨集》发布仪式。经过此次研讨，学者们不仅对蒙先生个人的学术思想有了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对儒家哲学中的情感转向问题、情感儒学理论的发展问题等当代儒学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有了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就其哲学理论创建而言，涂可国研究员指出，蒙先生的《理性与情感》是一部标志性著作，此著系统地提出了情感儒学理论，并奠定了其哲学家的地位。事实上，情感也具有呈现对象、并且赋予对象价值和意义的功能，重视情感的源始的认知功能，以情感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将有助于情感儒学的发展。中国社科院任蜜林副研究员认为，蒙先生的治学路数与冯友兰一脉相承，是以深研中国哲学史为前行环节，进而继承创新，构建新的哲学理论。例如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强调生活情感是大本大源，正是得益于情感儒学的启发。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指出，蒙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两部理学研究著作之后，逐步形成了主体性研究的路向，其间经历了性→心→情的发展过程，即从一般心性论入手，中间经过心灵超越问题的思索，最终归宗于情感。此外，在儒家思想中，情感与天道、仁爱与自由都密切相关，这都能印证情感儒学的独特价值。

景海峰教授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肯定了情感儒学的现代意义，转而指出，西方社会情感解放的思潮导致了低俗化、情欲无度等问题，因此，释情的合理性和尺度问题将是当代中国情本哲学的一个重要挑战。当代情感儒学应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更多的领域拓展。

一、蒙培元先生的学术特点与贡献 学者们通过对蒙先生学术成果的回顾和列举，总结了蒙先生的学术历程和学术特点，并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创建两个维度上，评价了蒙先生的学术贡献。中国社科院王正副研究员指出，由蒙先生的情感儒学进一步发展出的生活儒学法礼学及自由儒学等，已呈现为当代儒学中一个富有思想活力的学术脉络和发展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对情感本体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根据儒家哲学的传统，情感本身需要先天的根据，情可以看作是德行的开始，但不能看作本体，以性为本体或许更可以被人们接受。这无疑将启发当前儒学研究的新维度，推动当代儒学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2018年3月18日，儒学现代转型中的情感转向全国学术研讨会暨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学术座谈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社科院刘丰研究员指出，蒙先生情感儒学对礼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就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等指出，蒙先生所著的《中国心性论》《理学的范畴系统》等著作不仅推动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起到了重要作用。《光明日报》梁枢先生认为，情感儒学不仅为儒家的孝德奠定了一个真切的始基，而且在普遍的意义上，论证了价值背后的情感本源问题，阐明了情感对价值的决定作用。

《孔子研究》主编王钧林教授指出，早期儒家对情做了形上的提升而提出性，性作为情之未发状态，其实质也是情，不过后世儒学强调性本情末，形成重性轻情的趋势，近代以来又出现了理性独大的偏颇，在此状况下，蒙先生的情感儒学理论重新开发了儒家的情感思想，这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和方向。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也认为，情感只是本源，并不是本体，以仁为本体更为恰当，因为仁包括情感与理性，涵盖形上与形下。

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认为，蒙先生对人性的理解落到情上是准确的，唯此才能突显儒学的根本特质，而且情感儒学对主体性的张扬，正是儒学现代开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浙江大学何善蒙教授指出，情感是中国哲学核心内容之一，也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方向，蒙先生提出情感儒学是一种回归。

载于《光明日报·国学版》，2018年4月7日（注：该文刊出时稍有删改，在此以原稿发布） 进入 郭萍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蒙培元 。韩星教授指出，孔孟等先秦儒家都很重视情，但自汉董仲舒开始出现了性善情恶的倾向，到唐李翱提出复性灭情，至宋明理学形成存天理、灭人欲，晚明之后，随理学的教条化更固化了情与理的二元对立。

涂可国研究员指出，蒙先生接续冯友兰新理学而转出的情感儒学，作为儒家哲学的一种转向，已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存山研究员认为，情感儒学将情感置于儒学的首要地位，强调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其合理性在于情可以上下其说，往上说是情理、情性合一（孟子的理路），往下说情感与情绪、欲望相联系（荀子的理路）。二、情感儒学的理论核心与反思 研讨中，学者们对蒙先生的情感儒学理论做了具体的探讨。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认为，蒙先生最重要的哲学创见有两点，其一是将仁爱情感确立为儒学之根本，其二是将中国哲学整体理解为一种生态哲学，这两点都切中了中国哲学的要领。

山西社会科学院宋大琦副研究员认为，中国哲学的情感转向从王阳明那里就发生了、并且一直持续至今。通过不同角度的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蒙先生不仅是一位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一位具有理论原创性的哲学家。

对此，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张志强研究员指出，蒙先生发扬了冯友兰的学术特色，他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和中国哲学的思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他的研究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接续功不可没。山东大学谢文郁教授指出，情感儒学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以往中国的情感哲学仅偏重于情感的体验，而对情感的认知功能重视不足。

三、儒家哲学的情感转向问题 学者们进一步地从儒学整体发展的层面探讨了儒学的情感转向问题。而且中国社会和文化在理性的开展方面并不成熟，情感本体在现实中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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